當前位置:
首頁
> 學術研究 > 學術之聲 > 學術交流
【光明網】從城市進化的大歷史觀看上海新一輪改革發展

發布日期:2019-10-30 字體:[ ]

  新中國70年滄桑巨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國家。眾所周知,工業化和城市化是邁向現代化的兩大主旋律。工業化方面,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構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并使之逐步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開始在越來越多的產業領域具備并跑和領跑地位。2019年7月發布的最新《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世界最大的500家企業中有129家來自中國,歷史上首次超過美國(121家)。在城市化方面,越來越多中國城市開始進入全球城市體系中的高等級層次。根據全球城市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排名,也就是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編制的《世界城市名冊2018》,全球共上榜374座城市,其中中國43座,占比達到12%。可以說,7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毫無疑問,70年來上海在產業和城市發展方面都是一顆璀璨的明星,在全國的建設、改革、發展中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交給上海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即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賦予上海新的歷史使命。伴隨三項任務進入全面施工期,意味著上海又開啟了新一輪的改革發展征程。李強書記提出,要實現新的發展輝煌,必須以更高站位、更遠視野、更大格局來思考謀劃各項工作。上海未來發展既要從“東西兩翼”、“南北兩端”等維度出發,作大手筆的增量布局,也要立足中心城區的基礎條件和優勢,實現“中心開花”的存量提升。

  因此,上海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和改革開放先行者,有必要從更具穿透性的視角,用大歷史觀來審視自身發展,力求實現面向未來的“城市進化”,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以及全國高質量發展格局中繼續發揮龍頭作用,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邁向人類城市文明的前列。

  一、大歷史視角下的上海發展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同時又承載并推動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中華城市文明源遠流長,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歷史成就。但近代以來,因未能趕上工業革命的歷史潮流,中國以及中國城市在世界競爭中逐步落后。雖然上海等大都市也曾創造輝煌,產生很大影響,但是按照《未來城市的歷史》一書作者丹尼爾·布魯克(Daniel Brook)的觀點,像中國的上海、俄羅斯的圣彼得堡、印度的孟買等城市,盡管也實現了一定創新,但其興起與建設更多的是一種西方城市的“復制品”。不過,布魯克也認為,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這些城市有條件實現新的發展,在解決人類城市面臨的共性問題的基礎上,建設成為對人類進步產生貢獻的“未來城市”。

  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的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科技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05年,著名城市學家喬爾·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書中就提出:“近20年來,在中國現代化政策的帶動下,新的中國的城市主義在其母體上再次出現,其中包括北京這座歷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隨著工業和科技實力的擴展,中國正在從事著世界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設活動。結果,盡管尚未居領先地位,但5個世紀以來中國再次成為現代世界城市規劃和建設的中心”。同時,他也指出這一進程面對著生態環境、人類健康、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并認為“中國如何面對這些問題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決定未來幾十年內國家繁榮的問題,也將在全球范圍內決定未來的城市生活”。

  的確,從技術與文明的視角看,全世界范圍內都呈現出新的城市范式變遷的可能。今年3月,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先生在博鰲亞洲論壇提出了“新文明城市”的愿景。當前,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已經完成,而我國仍然需要生產出來大量的新城或城市新片區,同時許多存量城區走向更新。這一進程恰逢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興起,而新的科技需要有集成的、完整的應用場景,因此這兩方面大勢疊加將有可能產生一個大的聚變反應,甚至大概率在中國孕育出現新的“城市物種”。

  從現實進展看,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進入中后期,國內一些“頭部”區域紛紛進入了疏解與再集聚并行的區域功能重構期。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部署建設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在江浙滬交界區域建設綠色生態一體化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深圳通過飛地形式實現功能疏解,建設深汕特別合作區。這意味著北京、上海、深圳等龍頭城市都進入了存量、增量并行的新階段,這些城市開始建設“科學城”和“未來城市”,努力推動城市的更新換代。未來,可以展望“新基礎設施+新生活設施+新公共服務+新治理體系=新的城市物種”,這些實踐將給世界城市體系帶來重要影響。

  總之,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上海面臨著歷史性機遇:如何從開埠興起時的“復制品”,真正走向人類城市進化史上的“原創品”。而要把握這一機遇,就需要我們深入到歷史規律的深處去探尋。

  二、城市進化的“三層次”整體演進觀

  回顧城市的起源與發展,自然環境、制度環境、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因素影響巨大、貫穿始終。根據大衛·克里斯蒂安提出的大歷史分析框架,宇宙演變及人類社會發展有著內在的統一脈絡,那就是:在一定的時空節點上,此前時期所積累的各種條件發生“突變效應”和“組合效應”,新的物種、新的情景“涌現”,歷史邁入新的階段。這一發現的核心啟示就在于,歷史躍遷往往是時空積累下的綜合因素的結果,發展過程中會有“單點突進”的引領性變化,但歸根結底事物是在“整體演進”。與宇宙年齡相比,在短短的人類歷史中,主導社會階段躍遷最為關鍵的因素是“集體知識”的積累與治理能力的提升,這一進程的集中體現就是城市。

  按照這一框架,我們嘗試提出城市的“三層次”整理演進觀,用以分析城市發展的階段劃分及其代際特征,這三個層次分別是:

  第一,物質現象層。主要的描摹維度是客觀狀態,如城市的人口規模、空間規模、主體功能、空間結構、對外聯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居住形態、公共空間(宗教、權力、商業、文化等)等;

  第二,能量信息層。貫穿上述現象層面的是能量與信息的傳遞,這是城市生成發展中的一條運行主線,主要的描摹維度是物質流、信息流、能量流、資金流的匯聚與流動特征。此外,調控能量與信息流動的是或隱或彰的城市認知模型及其蘊含的城市規劃管理手段與工具,可視作引導城市能量信息流動的規則;

  第三層,思想觀念層。在城市現象以及城市的能量、信息流動背后,思想觀念是一條潛在的脈絡,引導著對理想城市與人居環境的不懈追求,按照著名城市研究專家梁鶴年先生的劃分,這些觀念主要包括“宇宙觀、倫理觀、社會觀”。

  基于這一框架,我們認為只有三個層面都發生階段性變化,才能認為城市物種發生迭代,也就是實現了“城市進化”。進而,我們可以運用這一標準對城市進行“分期”和“斷代”并提煉階段性的發展特征。

  三、城市演進的六大時期及其階段性特征

  以城市整體演進觀為指引,初步將人類歷史上的城市發展劃分為六大時期。

  一、城市起源期。一般認為,階級與城市是文明起源的兩大核心標志,古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國、古愛琴海、古中南美洲、古阿拉伯等七大文明體系各自有著自身的城市起源地且各有特色。其中,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國、古愛琴海等五個地區是人類城市的集中起源地,城市開始躍上歷史舞臺,表現出因文化而集聚的族群特征。古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文明的烏爾城是公認的人類最早城市,存續時間約為公元前35世紀至公元前22世紀。中國方面,近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良渚古城遺址表明,在這一時期中國也有相應的城市聚落形態。在起源期,城市的雛形開始奠定,人口規模、用地規模超越一般性的村莊聚落,開始從簡單聚居功能中分化出管理空間、永久性的神性空間等新的功能,形成圍繞中心的空間結構,提供族群的安全防衛,通過種植等方式收集儲存能量,城市得以集聚人口,記事法、文字等孕育出現。觀念方面,開始從萬物有靈的樸素宇宙秩序認知向具備理性精神的哲學與宗教思考進行過渡。

  二、第一輪城市繁榮期。在城市起源期的生產力積累與文明發展基礎上,第一輪城市繁榮涌現,以歐洲“古典時期”(古希臘、古羅馬)的雅典、羅馬等城市以及東方中國的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各國都城為代表。在古希臘,開始以結構化的方式組織城市生活,孕育出哲學、自然科學、藝術、民主制度,構建起西方精神家園的雛形。在這一時期,城市規模站上新的數量級,開始出現十萬人級的城市,城市的管理、貿易、手工業、宗教、防衛、文化等功能大大豐富,空間結構開始出現功能分區、復雜路網等特征,對外聯系的基礎設施形成更大網絡,所謂“條條大道通羅馬”,中國也出現“車同軌、書同文”。水路運輸對城市發展作用巨大,河流交匯處興起許多貿易型城市。帝國秩序、等級觀念、宗教影響在城市中形成更為清晰的投影,隨著技術的進步、物質財富的積累、集權體系的加強,城市中出現規模龐大、高聳矗立的宮殿、教堂等建筑,成為城市空間的絕對重心。物質流方面,由于帝國體系的建立,集中財富、人才到城市的規模更大,跨區域的產品交換出現,甚至國際貿易開始興起,如絲綢之路網絡。信息流方面,由于文字書寫體系、文官行政體系的完善,信息傳遞的規模、頻率、深度大大提升。或許正是由于這一點,我們看到人類思想歷史上的軸心時代拉開了帷幕。在西方,以古希臘理性、古羅馬律法、基督宗教為代表的經典觀念體系開始形成;在東方,中國的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正是諸子百家不斷爭鳴的時期,奠定了中國經典觀念的完整體系。

  三、第二輪城市繁榮期。這一時期,以中古時期的亞洲城市,特別是中華王朝都城為代表,如唐長安、宋汴梁(開封)、元大都、明南京及明清北京等。西方中世紀時期也出現一些代表性城市,但對比東方大城市而言相對遜色。在這一時期,農耕文明形態下的物質、能量收集達到頂峰,城市規模不斷擴大,開始出現數十萬乃至百萬級人口大城市。雖然天文、歷法、農業技術等都在不斷進步,但是城市的管理、貿易、手工業、宗教、防衛、文化等基本功能,城市與外部的物質流、信息流并無太多本質變化。最為關鍵的是,伴隨著一整套專制制度的強化,中華文明的觀念體系趨于固化,由開放轉為封閉,與世界的信息交換、思想交流陷于停滯,轉而對物質層面的發展造成了影響深遠的反作用。

  四、第三輪城市繁榮時期。隨著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啟蒙運動等大的觀念革命的發展,對城市產生革命性影響的工業革命發生了。工業城市興起,以英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典型城市為代表,工業生產型城市出現,并隨之孕育出了成熟廣泛的產業配套體系。隨著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全球市場擴大,出現了港口城市、資源型城市等功能分化。這套新的發展體系支撐起了大規模就業,全人類的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城市規模大大擴張,開始出現數百萬乃至上千萬人口的城市、城市連綿帶。人類對大自然的能量收集與利用出現了驚人的擴張,物質的流動、能量的流動、信息的流動都發生本質的變化。同時,這一輪變革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病,如工人居住狀況惡化、傳染病橫行、社會公平問題等。進而,歐文、傅里葉等設想未來理想世界與理想城市模型的思想家也大量涌現,在城市領域,伴隨著霍華德田園城市理論的提出并開展實踐,近現代城市規劃走上了歷史舞臺,開始出現城鄉統籌、功能分區、容積率管制、光照要求、健康住房等管理手段與工具。此后,隨著電力革命發生,城市化進一步加速,城市功能分工進一步深化,交通半徑持續擴大,城市群開始涌現。電力的普及、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允許分工的范圍更大、程度更深,因而資源調配型的、總部型的、甚至金融型城市發展加速。在此進程中,一批理想城市的設想出現了,比如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賴特提出的廣畝城市、索里亞·瑪塔提出的帶形城市、加尼埃提出的工業城市等。在此時期,主流的觀念是現代主義,是理性、效率、科學樂觀主義,城市領域對應的就是1933年的《雅典憲章》,集中反映了“現代建筑學派”的觀點。但是,在這樣的時代精神下卻也出現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帶來了“觀念的迷茫”,后現代思潮泛起。

  五、信息化大都市繁榮期。二戰以后,現代城市日新月異,信息逐漸成為主角。在這個時期人類整體進入了城市時代,2011年,全球超過50%的人居住在城市當中。在此階段,全球城市體系愈加完備,若干全球城市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重要空間節點。同時,也出現城市無序蔓延、能源危機、交通擁堵等一系列的新問題,這些問題表明城市規模的極大擴張使得“人類世”的影響突出,人類的城市化生存狀態開始從整體上沖擊地球環境容量,引發生存危機的反思。這一時期又出現了一批理想城市的模型與理論,如1970年代出現對《雅典憲章》進行反思的《馬丘比丘憲章》,針對城市問題涌現精明增長、新城市主義、生態城市、可持續發展、公眾參與、倡導式規劃等理論。

  六、邁向未來的智能城市期。通過歷史回溯可以發現,觀念變革、科技產業新變化會給城市帶來突變的機遇,但同時也會帶來對原有體系的沖擊,出現一些當時條件下的“城市病”,針對這些病癥,一些有識之士看到變化、預判未來、謀劃應對,提出一些新的理想城市模型。當前,以人工智能、物聯網、量子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呼嘯而來,疊加上以人為本、生態文明、智能社會等一系列新觀念、新理念,將會給城市帶來哪些方面的變化呢?我們認為,未來城市應當是“人、生態、文化、科技”的多位一體、系統提升、整體演進。“人”是未來城市的出發點和歸宿,“以人為本”的人居環境是未來城市的根本追求。人類經歷了工業時代的生存“異化”,能否回歸或躍升到“自由全面發展”的境界,這一點至關重要;同時,“生態”與“文化”也將成為發揚中國傳統思想精髓與未來永續發展的兩個支點,成為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生態基因庫”賦予未來城市的強大動力;“科技”是創新的源泉,也是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文明變革的唯一途徑,科技在以“聚居”為本質特征的城市中的應用,才可體現其文明的價值。在這方面,中國已經站在邁向未來城市的世界級起跑線上,我們的深度城鎮化和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相結合將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為新的科技、新的治理體系提供集成、完整的應用場景,激發城市的“物種進化”。

  四、“城市進化”的若干基本規律

  以上分析可以總結出一些關于城市進化的規律性認識,主要包括:

  第一,轉錄律。城市的功能本質是“神圣、安全、繁榮”(科特金語)。思想觀念、能量信息基本模式是城市的“基因”,其物理形態是“形體”與“容器”。城市由文化基因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建構物質(類似蛋白質)與技術進行轉錄、組合,進而呈現為物質狀態。

  第二,突變律。城市是創新之地、機遇之地,尋求“空間接觸機會”是“城市人”在城市中生存、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城市得以演進的內在動力。若現象層面的城市容器無法更好地滿足能量、信息的變動趨勢與需求,不能滿足先進觀念的變革需求,就會出現對容器的變革驅動動力。進而,由有識之士綜合各方面約束條件進行創新,提供理想城市的迭代方案。因此,能量、信息傳遞方式的變遷,人類社會的觀念革新以及相應的科技手段、產業特點的變化,可以看做是城市進化中的“突變”因素。特別是,某些在實驗室蟄伏了多年的技術可能一夜之間浮出水面,改變我們的生活,改變城市的運行狀態。

  第三,滯后律。包括時空兩個方面。時間上表現為從科技到應用的滯后。科技的變革往往最先運用于具體的產業領域,此后隨著組合應用圖景的完善,城市方能出現整體進化。如同在產品領域,分別有了觸控屏、陀螺儀、芯片,但不一定馬上出現智能手機,而是到了一定時期才組合發明。另一方面是空間上的次序推進,大多數城市相對于前沿引領者而言存在滯后。歷史并非表現為“齊步走”,城市的發展尤其如此,總會有一些先行者能夠發揮變革的勇氣,率先集成各方面進展實踐城市新模型,從而對其他城市產生帶動。例如,歷史上的羅馬、長安、巴黎、倫敦等名城。其中,巴黎最為典型,巴黎在17世紀被稱為“終極的歐洲之都”,其物質空間及精神風尚曾引領了遠至俄羅斯的廣大區域。到了19世紀,“法國的城市規劃、布局和建筑理念影響力了維也納、華盛頓特區、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漢諾威的城市建設者”。(喬爾·科特金著《全球城市史》第125頁)

  第四,積累律。隨著時間發展,城市包含的集體知識越來越多,以積累為主流,同時也剔除不合時宜的因素,追求創新的涌現,不斷從量變到質變。如,城市孕育了古希臘、古羅馬的理性(哲學、邏輯、數學、幾何、物理、天文、地理等現代科學的前身)、秩序(羅馬法),中國城市也成為中華傳統文明的集成之地。直到今天,城市依然是科學技術創新的生發之地。

  第五,整體律。引領性的技術突變往往成為新階段的“長板”,這些長板需要等待短板的提升,才能實現整體躍遷。其中,短板往往在于治理能力、思想認知。當然,也不排除在一定時期,思想、治理發生躍遷,構建新的治理體系和能力,進而帶動城市進入新的“轉錄”周期。

  五、上海:遵循歷史規律、踐行國家戰略、實現城市躍遷

  當前,城市進化的“突變律”正在率先發揮作用,人工智能、大數據、5G、物聯網等技術正在為新經濟新產業、自動駕駛、新型基礎設施、城市新型治理體系賦能,對城市的能量、信息、物質流動的基本模式及其空間形態產生深刻影響。

  顯然,這些先導性技術創新為“未來城市”打開了想象之門,那些具有雄心與遠見的城市應當讓“滯后律”發揮作用的時間盡量縮短,推動“整體律”加速變為現實。在前瞻判斷技術進步的基礎上,未雨綢繆、提前謀劃應對新技術將會帶來的各類新挑戰(就業沖擊、科技倫理、社會分化等)的方案,通過規劃、建設與治理能力的提升,讓這些新技術、新設施加快形成新的“組合效應”。這是中國的機遇、城市的機遇,也是上海的最大機遇。

  首先,在思想觀念層,要為未來城市構建一套全方位、基礎性的“操作系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城市工作,時隔37年后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了城市工作的重要地位。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一系列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體系完整、重點突出、指導性強的城市工作綱領性框架思路。例如,提出舉足輕重論,對城市工作在新時代進行再認識、再定位;提出人民中心論,以此作為做好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根本標尺;提出尊重規律論,以之作為做好城市工作的首要前提;提出規劃引領論,明確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提出生態優先論,要求把城市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提出精細管理論,為城市高效運行提供保障。這些部署逐步形成了“城市中國”新時代的城市治理思想體系,包括上海在內的各地通過將這些引領性觀念轉化落實為城市運行的“操作系統”,將有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對于上海而言,要繼續走在全國改革開放最前列,必須站在人類“城市文明”的格局和視野審視自身歷史方位、謀劃未來發展藍圖,積極推動新思想的深化落地,讓“轉錄律”發揮作用,思考首創性、集成性、引領性改革措施如何持續涌現;思考如何提升源頭創新能力,從向世界輸出產品、資金到供給技術、知識、文化思想;思考如何系統借鑒國內外前沿理論,如場景理論、3T理論、精明增長理論、城市合約理論等,前瞻思考新技術條件下的區域分工、空間形態、風貌特征、基礎設施等重點內容,做好戰略性留白,推進城市體檢的機制化。最終,將上述內容統一于構建面向未來的城市治理“操作系統”。

  在這方面,浦東的開發開放歷程已經產生了很好的經驗。浦東開發開放的早期開拓者和領導者趙啟正同志曾撰文提出,浦東開發最重要的收獲應包括制度創新和管理理念在內的一系列“軟成果”。他認為,各經濟特區、新區依照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大膽實踐創新,率先進行改革,與世界經濟更密切的融合,取得初始的寶貴經驗,包括運作方法、法規和政策調整、人才制度等。可見,貫徹國家戰略、結合地方特點搭建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的“操作系統”,不僅會對地方發展產生巨大促進作用,還將對全國乃至世界產生巨大的示范引領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軟成果”也是“硬實力”,“軟成果”就是“硬實力”!

  其次,在信息能量層,要為未來城市構建高速高效運行的“支撐體系”。

  通過梳理歷史進程可知,能量、信息和物質流動是城市進化中非常關鍵的樞紐性環節,往往成為城市發展中的突變所在,從而帶動整個城市實現“空間變形”。城市能否成為能量信息的“聚變場”和“放大器”,始終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近年來,以通訊技術的發展為例,從2G、3G、4G到5G,給信息流動、空間結構重組、城市功能變遷、公共管理、市民生活、交通方式等場景都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在5G時代,可以預期無人駕駛、物聯網等進展又將促使城市實現新一輪空間變形。

  在這方面,上海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并且布局了先手棋,人工智能、大數據、芯片、生物醫藥等新經濟新產業蓬勃發育,智能網聯汽車示范應用等重量級應用場景與試驗平臺不斷涌現。未來,上海要全力打造對內對外的樞紐節點,全面提升全球資源要素配置能力,加快跨國總部和功能性機構集聚,促進資源要素高度集聚、高速流動、高效配置,仍需繼續強化信息能量物質流方面的樞紐功能并順勢迭代升級。必須加快形成以長三角為基礎、聯通世界的科創圈,突破一批前沿關鍵技術,建設全球創新高地;必須繼續建設世界一流的“五港”(海港、空港、信息港、服務港、文化港),特別是要建設新型信息港,匯聚多源頭、多領域大數據,更多關注科學與行業的“隱性信息與知識”;必須繼續瞄準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大數據、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未來產業和重點領域,構筑新的實體經濟競爭優勢;必須加快推進5G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并持續系統化應用場景,加深對城市各領域運行的數據感知深度與密度,增強城市功能反應的敏捷度;必須引進培育世界級的文化藝術場所及活動,聚集大科學家、大藝術家、大思想家,讓文化藝術的信息能量流與科技創新的信息能量流相互碰撞,激蕩出更具想象力的創新活力。

  最終,推動“樞紐”功能實現更新換代。此前全球城市的樞紐功能更多表現為吞吐貨物貿易品、吞吐財政金融資源等,未來則需更多吞吐知識產權、高端軟件、工程技術、文化藝術、時尚品味、時代先聲等具備更高“信息能量密度”的產品。

  第三,在物質現象層,要在未來城市建設中發揮好新功能新技術的“組合效應”。

  如前所述,當前正處于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孕育新一代智能城市的歷史機遇期,世界范圍內已經呈現出城市范式變遷的潛力。同時,城市進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人工智能”,更需要“群體智能”,其中十分關鍵的環節在于提供那些無法被單個企業的決策所內化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當前,面對智能社會到來之際的城市“突變”前景,上海有條件發揮改革優勢和綜合實力優勢,通過黨的領導、政府管理、市場主體、社會融合形成發展合力,促進各類新型基礎設施加速形成完整體系,激發新的組合效應和增值效益,更好對抗債務等各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邁向具備原創性特征的未來城市。

  當前,臨港自貿區新片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是上海發揮對內對外開放“兩個扇面”樞紐作用、服務國家改革發展大局的新的戰略性平臺。其中,新片區要全力建設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有效促進全球商品、資本、人才和信息等資源要素高度集聚、高效配置。示范區要努力建設成為改革開放新高地、生態價值新高地、創新經濟新高地、人居品質新高地。同時虹橋商務區也將在進口博覽會的支撐下發揮更為重要的國際開放樞紐作用。我們認為,上海有條件在這些重要戰略新空間的規劃建設以及重點中心城區的存量更新中,推動城市進化試驗,實現城市的“空間輪耕”。

  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用建設未來城市的整合思維推動系統升級,整合國內外城市、產業、科技、人文等領域的前沿經驗,積極對標借鑒雄安新區、谷歌SidewalkToronto等國內外前沿實踐,通過新的組合效應創造城市新價值,為中國乃至全球的城市物種迭代探索路徑、作出示范。在建設過程中,應著重激發“新基礎設施+新生活設施+新公共服務+新治理體系”的組合效應,通過立體化、智能化、精細化、創意化開發,為新技術的應用提供“集成場”,用系統的頂層設計,為未來建設實施的所需的巨大投資提供穩定預期,用未來的“體系增值”實現當下的融資增信。同步建設數字孿生城市,虛擬云端城市與現實物理城市相互鏡像,通過多類型傳感器做到全面感知、優化城市資產管理,通過虛擬現實等技術實現與市民、企業的全景互動,構建基于大數據的并行審批體系,構建適應“變形城市”的規劃革新能力,提升城市生成、運行、演變的效率和效益。

  結語:

  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城市就像生存于歷史大潮中的一類獨特的生命物種,在長遠的歲月中持續進化。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未離我們如此之近,上海作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創新發展先行者,承擔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在這樣的重要時刻,更需沉下心來,以更高站位、更遠視野、更大格局來思考謀劃未來發展,站在人類城市文明的視野回望歷史,把握規律,用奮進精神和改革舉措推動城市的迭代進化,積極創造世界城市文明史上的中國“原創品”,為人類的未來城市奉獻更多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 作者: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城鄉規劃與管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焦永利;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教授、博導 魏偉


Produced By 大漢網絡 大漢版通發布系統 开心农场电子游戏 云鼎彩票2019年最新 永利国际真钱棋牌游戏下载 蓝月娱乐棋牌下载苹果 双色球7+2多少钱 双色球现场直播 贵州麻将拿牌顺序 舟山体彩飞鱼开奖号 e球彩玩法技巧 时时彩最快开奖 北京快3开奖结果查询一定牛一 安徽十一选五赢钱 重庆麻将游戏下载手机版 重庆时时采5星走势 彩票双色球书 老有内蒙古麻将下载挂 上海时时彩杀码